白先勇将重回文学行当:给父亲和自己一个交代
2012-04-27 09:17:57   来源:中国综艺网   

白先勇
白先勇
1963年1月白先勇与父亲摄于台北松山机场
1963年1月白先勇与父亲摄于台北松山机场

  著名作家白先勇耗时多年为父亲编著的《白崇禧将军身影集》将于5月上市 ,全书精选珍贵照片500余幅,记录诸多历史关键时刻。据悉,白先勇预计明年完成父亲传记,之后将重回文学这一行当。

  《台北人》《纽约客》等短篇小说集奠定了白先勇在文坛的地位,他擅长将现代的西方技巧融入到中国民族的文字表达之中。而从2004年开始,8年来,他始终致力于昆曲的保存与传承,青春版《牡丹亭》上演了200场,场场爆满,一票难求。但白先勇始终有一个心愿:为父写传。“父亲的去世,首先不是一个儿子的难过,而是一个时代的结束。”

  在为父亲立传时,他时常会想,“为什么文字有时候这么笨拙?”在整理资料时他很快发现,很多历史现场都在照片里,照片会说话,“看到这些照片的时候,我说,哎呀,这都是历史的现场啊。有时候一张照片敌得过很多很多文字,照片在那里,当年的情景马上就浮现出来了。”

  两年多的时间,白先勇全力以赴,不断寻找线索,发现新的照片,对于所有史实资料一一辨识,解释图片,常常为几个字的解读不惜花几天的工夫,甚至在飞机上也不忘工作。“这是历史,一点一滴都是要紧的,马虎不得。”

  书中收录的照片大部分是首次公开,披露了诸多白崇禧鲜为人知的历史,比如渡江战前促请蒋介石下野的《亥敬》与《亥全》电报;1956年5月2日写给蒋介石的密函;生前遭情治人员监控,死后蒋介石第一个前往祭悼,1966年以最高军礼下葬,与国民党其他将领一样,墓地朝着大陆的方向。

  书中,还逐一澄清了诸多历史误区:蒋介石与白崇禧、陈诚两者的关系,为何对白“敬而不亲”,对陈“亲而不敬”?李宗仁与白崇禧,“李、白”大事上为何也有分歧?昔日老部下撰写《白崇禧传》,为何竟说白崇禧拥兵自重“冷眼旁观”?白崇禧的死因,两岸谣传纷纷,真相到底如何?

  写这本书时,白先勇总是梦见父亲,最近终于要出版,一桩心愿已了,“这本书是父亲对历史的交代,也是我对父亲的交代”。而关于这本书的历史价值,也得到了肯定,“这本书让读者能够看到近现代历史独特的一面,白先生的书对我们的史学做了一个贡献”,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牛大勇评论道。

  “这本书是父亲对历史的交代,也是我对父亲的交代。”

  记者(以下简称记):书的上卷为什么叫《父亲与民国》?

  白先勇(以下简称白):父亲1949年12月30日到的台湾,当时很多人提出质疑,因为那时候的台湾风雨飘摇,非常危险,其实他也有很多选择,比如去香港或者美国。但他选择到了台湾,是想向历史有个交代。所以,就像我在书的最后所说,他到台湾去是求仁得仁,死得其所。

  记:写父亲的传记一直是您的心愿,这对您有怎样的意义?

  白:这本书是我父亲对历史的交代,也是我对父亲的一个交代。这本书一方面说明了我父亲的一生,另外一方面,因为我父亲18岁参加武昌起义、辛亥革命,他在武汉看到了,也见证了民国的诞生。后来他参加了北伐战争,从广州一直带军打到山海关,最后完成北伐。在抗战的时候,台儿庄大捷、武汉会战、长沙会战等重要的会战他都参加了,到最后抗战胜利,他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这本书也反映了历史的一部分。

  记:整理照片的时候有怎样的感触和收获?

  白:整理这本书的时候我有一个感触,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真的是在苦难中成长,我们受过太多的苦难,经历了太多的灾难,从照片中可以深深地感受到内忧外患,一直没有停过。这个民族今天能够再站起来,真的是多难兴邦。

  记:这是传记,你们的关系又是父子,在亲情与客观之间怎么平衡?

  白:书中也写他的失败,但我觉得不可能完全客观,我对父亲总是比较同情,不过我也比较能从大的历史发展来看他的处境。

  “感觉自己越长大越像父亲。”

  记:台湾的张大春在小说中写了一个故事,到台湾之后的老将军,每天都忘不了自己从前的戎马岁月,活在虚构的前线中,因为觉得儿子不能像自己年轻的时候,因此有不少矛盾。您和父亲之间的关系如何?

  白:我父亲不是那个老将军,虽然他在台湾的处境很不易。在大陆的时候,他总是穿着一身军服、马靴,骑着马,后来到了台湾,受到情治人员的监控,我觉得那种情况下他能保持他的雍容大度很不容易。所以,我更加地佩服他。我和我父亲的关系相当特殊,很不平常。我跟他处的时间不是很长,有11年,他对我没有一句重话,不是因为他宠爱我,而是对我有一种信任,因为我们家里的家庭地位是以学校的成绩单来排的,我在学校常常考第一,所以他对我还很尊重,其他的兄弟会挨打的。我跟父亲也会有智力上的交换,他跟我谈国家大事、世界大事,他的古文修养很好,喜欢《史记》《汉书》《资治通鉴》,那时候听他分析世界大局,是我觉得跟他最亲的时候。

  记:您身上有哪些是父亲内在生命的延续?

  白:从前我觉得自己跟父亲一点都不像,他们的军事我一点都不感兴趣,后来觉得自己年纪大了越来越像爸爸了,尽管年轻的时候叛逆过,但做事情的那种一做到底的蛮劲很像他。那时候我念了一年水利,然后转学,考上了以后我才跟他们讲,挺叛逆的;我父亲也是在18岁的时候,不管家里祖母的阻拦,参加革命,参加武昌起义。《牡丹亭》也是我一直做到底的事情,四处宣扬昆曲;想一想,那时候父亲为了建设广西也是全省跑,宣扬他的理念。

  记:在大陆和台湾,父子之间有没有让您记忆犹新的往事?

  白:在大陆的时候我们见得很少。我印象很深的是我刚生肺病的时候,那天我们家的医生拿X光给他看,我的肺右叶有个好大的阴影,我看见父亲的脸色很凝重,很忧心。他将我隔离,是因为家里小孩多,担心传染,现在想想,其实蛮优待的,采用的是那时候最先进的医疗,否则我好不了。在台湾的11年我跟他住在一起,那时候已经不打仗了,每天可以看到他。

  记:您是否是所有子女里最像父亲的孩子?

  白:很奇怪,年纪大了越长越像。其他兄弟姐妹都有父亲母亲的遗传。广西是蛮子,倔强,不屈服,这个性格大家都有,我的几个姐姐看起来都很斯文,但个性强得很,姐夫们都掰不过她们的。

  记:您父亲看过您写的东西吗?怎么评价?

  白:我办杂志的时候他看到一些,也不评论,我猜他可能会想,哎呦,他怎么会写出这些东西,可能在意料之外。父母对儿女总是这样,很吃惊,心想,这个小家伙怎么会这样。他很鼓励我办杂志,在精神上很支持,在他看来以文会友,是好事,而且那时候我的募款大多是来自家里的朋友,后来我在美国教书,薪水、房子都赔进去了。父亲也给过经济上的支持,但不是主要的。

  “无论是什么立场和方法,他们都是爱国者。”

  记:民国这样一个时代,通过您父亲白崇禧将军折射的是一种怎样的历史精神?

  白:他们那一代,无论是什么立场和方法,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爱国,他们都是爱国志士。那时候,中国处在非常危急的时候,外族入侵,从19世纪一直如此。对19、20世纪我父亲也强烈地感受到,富国强兵很重要,这也是作为一个军人的首要考虑。他非常崇拜德国的俾斯麦,这个人把德国从落后的国家变成一个军事大国。那时候中国弱,常常被欺负,所以,他的思想也是如此。

  记:都讲爱国,最后却以悲剧收场,您怎么看呢?

  白:我父亲在他自己的回忆录里讲到,国民党败了的原因很多,他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军事上败了,是战略问题。

  记:蒋介石和您的父亲白崇禧是怎样相互评价的?

  白:我父亲和蒋介石的关系,一共40年,非常复杂,我要讲几天。他们两个人的关系是分阶段性的,有分,有合,有亲,也有疏远。我拿父亲的一句话来概括就是,蒋是很重用父亲的,可惜父亲有些话他没听。蒋对于我父亲的军事才能是赏识的,北伐战争中他是参谋长,抗战时他是副参谋总长。可是,自古以来双雄不能并立,我父亲的个性也很强,而且他常常犯颜直谏,忠言逆耳,很多他讲的话蒋没有听。

  记:总体来说,您对父亲怎样评价?

  白:第一,他是爱国者,为了国家打了一辈子仗,在我心中他是英雄。就像徐悲鸿他们对我父亲的印象一样,一般中国人对他都是这种印象。作为儿子,我很感激他,他对我的确很爱护和鼓励,没有影响、干涉我一生的事业,而一般父母不是这样。父亲在台湾17年,伏枥处逆,亦能淡泊自适。他曾为郑成功祠天坛横匾题“仰不愧天”四字,这也是他一生写照。

  “那段历史还是太近了,还不能更长远、更客观、更宏观地评价。”

  记:从您的小说,到为您父亲写传记,感觉您一直是在寻找文化认同?

  白:我想是。我学的外文系,那时候对外国文学很崇拜,包括欧洲电影、戏剧;其实当时也常去中文系听课,诗词,庄子,这两种东西在有形无形地融合。后来去国外以后,常常也会有形无形地回顾自己的文化跟历史,我在外边也是教中国文学,很受欢迎。我们正处于历史上天翻地覆的时代,我刚好生于忧患,童年经过战争,整天在逃难,常常有颠沛流离的感觉。现在回头想,这种经历必然影响我的整个思想和感受。19世纪、20世纪,整个中国文化,整个民族,在心灵上都有一种漂泊感,文化突然崩塌,直到现在我们依然还在重建我们的文化根基。不像西方人,无论经过多少战乱,文化的脉络没有大的断层。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的小说里会有一种飘离的感觉,而且现在人到暮年还在拼命,是因为看着自己的文化要断层、消失,很着急,一心想要抢救。

  记:推广昆曲的时候,有没有一种不管怎么努力依然花落去的感觉?

  白:是,但虽然式微,不能否认它的艺术价值,昆曲应该像我们的青铜器、瓷器一样受到保护,因为它会影响我们的美学、我们的文化,它可能不再兴盛,但要保存住。唐诗、宋词、元杂剧,到了明朝,文化上最了不得的成就,一个是昆曲,一个是小说,昆曲的意义不会低于《金瓶梅》《西游记》《三国演义》。现在做了8年,我已经到了筋疲力尽的时候,但这8年来培养了大量的年轻观众,至少让他们觉悟到了原来我们有那么美的东西,也让昆曲有了学术地位,还培养了一批年轻的演员。

  记:明年您父亲的传记就要出版了,您又要回归到文学创作上,这么多年的传记写作和史料搜集对您今后文学创作有没有影响?

  白:我不是学历史的,在整理资料的时候也在重新学习,父亲的这段历史很复杂,历史真的是非常难评断。我想,它们还是刚刚发生的事情,还是太近了,还没能更长远、更客观、更宏观地评价。中国本来就历史感很深,很沧桑,这个经历更加加深了我的历史感受,这可能也会有意无意地反映在我的作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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