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24年，北京人艺将带着5台大戏来上海演出。昨天是此次演出的开票日，在北京人艺院长张和平带领下，导演任鸣、陈薪伊，演员濮存昕、吕中、冯远征、何冰、梁丹妮等出席了签票和发布会。当晚，任鸣、陈薪伊和北京人艺副院长崔宁做客上海大剧院艺术课堂，以《人艺·人生》为题，和观众分享此次北京人艺60周年展演特别活动。
7月18日至8月5日，北京人艺将带着全新作品《知己》、《原野》、《窝头会馆》、《我爱桃花》、《关系》五台戏登陆上海大剧院。虽然距离演出还有4个月，但此前的预订已络绎不绝，一些场次的低票价基本售罄。此外，活动还吸引了众多企业团体前来包场。《关系》的两场演出被预订一空。
早报记者在发布会现场采访了北京人艺副院长任鸣和濮存昕，两人是人艺的创作中坚，在各自回味了1988年来沪演出盛况的同时，他们都表达了对人艺传统的尊重和坚持。
濮存昕：
三次亲历人艺来沪演出
在发布会现场，很多人都亲历了北京人艺上一次的来沪演出。1988年，人艺坐着火车、带着《茶馆》、《天下第一楼》、《狗儿爷涅槃》、《推销员之死》和《哗变》五台戏来到上海，仅半天时间就售票一空，引起了很大轰动。
人艺资深演员吕中在现场对久违的上海观众感言道：“24年过去，我从《天下第一楼》的玉雏，变成了今天《原野》里的小老太婆。但24年里，我们从没有忘却过上海的朋友们，我们也始终没有忘却老一辈艺术家交给我们的使命，我们人艺会一代一代地接受观众检验，也期盼再次和上海的观众欢聚一堂。”
在所有演员中，只有濮存昕一人三次亲历人艺来沪演出。1960年，北京人艺第一次带来三台风格多样的剧目：《蔡文姬》、《伊索》、《同志，你走错了路》。当时，濮存昕的父亲苏民是《蔡文姬》的导演，濮存昕至今记得当时年幼的自己在火车站迎接“凯旋”的父亲一行。而1988年那次，虽然当时濮存昕正好在上海，但却忙于拍摄谢晋导演的电影《最后的贵族》，和那次演出失之交臂。
而今年，已成为北京人艺大腕的濮存昕，将出演两部大戏《窝头会馆》和《原野》。面对这时隔半个世纪的三次演出，濮存昕说：“上次来沪，我记得媒体的标题是，北京人艺的旗帜还能坚持多久？而这次，我们的演出仿佛是在24年后，给大家做的一次汇报。我们的演出必须让观众感到有价值，我们应该庆幸活在一个比较好的时代，越来越多的观众愿意买票走进剧场，所以我们必须把活干好。就像吕中老师在《原野》中的表演，那真是典范式的表演，老一辈艺术家的表演，就是落地有声！希望下一次来，不用再等24年。”任鸣：
人艺是硕果仅存的剧团
任鸣算得上是北京人艺最多产的导演之一，至今已执导了67部作品，担任副院长的他在人艺主管创作。这次来沪，有三台演出是他导演的作品，不仅题材风格不同，合作的编剧也都是大腕，郭启宏的《知己》是一出关于古代知识分子的文人戏；邹静之的《我爱桃花》是一台古今穿越的荒诞剧；而万芳的《关系》则是一出“残酷”的都市情感剧。
任鸣1988年时也参与了那一次盛况空前的演出，担任《哗变》的副导演。而那时，他才刚从中戏导演系毕业，用他自己的话说：“我那时就是一孩子，纯粹来看热闹的。”不过，对于人艺那一次“倾巢出动”的演出，任鸣至今印象深刻：“那一次，我记得演出后，孙道临、袁雪芬，这些上海文艺界人士几乎都来了，感觉就是京沪文艺界的大会师，当时整个会见现场就是灯火通明，总之感觉非常辉煌。”
相距24年，当年的大学毕业新生如今已是剧院的骨干中坚，但说起这些年的变化，任鸣最直观的感觉就是：“那时候没有现在这么商业。”不过，虽然外部环境大不如前，但任鸣对于自己的剧院依然颇感自豪：“虽然我们现在也会有人考虑商业市场的东西，但大家依然在坚持艺术品质，对于我们创作者而言，首先考虑的依然是艺术，我们不认为最卖钱的是最好的，大家更在乎艺术品质。”
北京人艺有着强大的艺术传统，但“郭老曹”作品和京味风格似乎也成为了人艺的标签。对此，这些年和人艺一起成长的任鸣表示：“我觉得北京人艺其实一直有发展，但我们依然在坚持三个原则，那就是民族性、现实主义还有人民性，我们所有的发展，都是在这三个原则的基础之上。”在他看来，在当今中国话剧界，如果说一个剧团还有明确风格的话，那北京人艺可以说是硕果仅存的，“如果北京人艺没有了自己的风格，那就不再是北京人艺了。”
这些年，任鸣和他所在的北京人艺一直在尝试让更多文学作者加入剧本创作的队伍，在这次的五台大戏中，除了曹禺外，刘恒、郭启宏、邹静之、万芳都是赫赫有名的当代作家，但他们并不都是职业剧作家。任鸣说：“中国戏剧最缺的就是思想，请这些文学大家来给人艺写剧本，就是希望人艺的戏能有好的文学基础。当年老舍和郭沫若也都不是学戏剧出身的，但他们写着写着就上瘾了。”
“一个经典的剧院，首要的是文化，它是绝对不会被商业左右的。而且文化的事儿，不是拿钱就能解决的。我们需要比较干净、纯粹的文化上的表达，摆脱更多的外界束缚，关键要树立戏剧的标准，这个标准，是我们人艺很多人，一起树立起来的。”任鸣说。
